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资料图】
在发生叙人权之争前，年幼的亨利四世还无法对王国进行强权统治，德意志王国内的各大世俗权贵各自为政，互相争夺利益。在此期间国王的权威被削弱，王国财产也遭受损失。
同时， 教俗显贵之间的角力造成了王国境内各势力矛盾的升级。
虽然亨利四世成年后国王权威有所恢复，但随着叙人权之争的爆发， 剧烈的动荡和漫长的战争摧毁了王权在南德意志的统治。
同时，在动荡期间崛起的南德意志地方世俗显贵逐渐发展壮大， 成为主导当地的重要力量，继而摆脱王权的掌控，成为诸侯的雏形。
要了解在叙人权之争与王权危机的宏观背景下南德意志世俗显贵的行动，则需要回溯更长的时段。
从亨利三世晚期开始，南德意志的力量就开始出现对抗国王的行动。
从1060年代开始，王权力量虚弱， 南德意志世俗显贵开始活跃，积极争夺利益。
从此， 南德意志从11世纪初以来的格局被打破，当地的世俗显贵开始掌握当地的主动权。
早在1053年，一些巴伐利亚教俗显贵就曾联合起来，试图杀害国王亨利三世，参与者包括巴伐利亚行宫伯爵阿里波、夏恩尔伯爵、克恩腾伯爵韦尔夫三世和雷根斯堡主教。
这是早期南德意志的力量对抗国王的重要事件。
亨利三世死后， 南德意志各公爵领陆续落入当地世俗显贵手中。
1057年，出身于法兰肯地区的施瓦本公爵奥托（1048-1057）死后，施瓦本地区的本土贵族、莱茵菲尔德家族的鲁道夫（1057-1077年在位）得到了施瓦本公爵领。
1061年， 策林根家族的贝尔托德获得了克恩滕公爵头衔。
最重要的是，在亨利三世死后一直亲自持有巴伐利亚公爵领的阿格尼丝皇后在1061年将公爵领交给了 出身于萨克森地区的贵族、诺德海姆的奥托。
1070年，奥托联合对国王政策不满已久的萨克森本地力量叛乱， 奥托的巴伐利亚公爵头衔随即被国王褫夺。
1071年， 巴伐利亚公爵领在鲁道夫的推荐下被交给了本地贵族韦尔夫四世。
至此，南德意志的三个公爵领—— 施瓦本、克恩腾和巴伐利亚 都由在当地有较大影响力的贵族掌握，而且这三个家族相互有亲族渊源，利益关系。
至此，国王在南德意志的权力实际上已经岌岌可危。 这三个家族掌控南德意志公爵领的局势，为将来南德意志的争端埋下伏笔。
在这一时期，由于国王没有采取行动动试图恢复王权在南德意志地区的影响力，当地各世俗力量开始寻求扩张。
亨利三世时代形成的王权强、世俗力量弱的格局开始改变。
1071至1076年是南德意志世俗力量逐渐剥离王权并向罗马教廷靠近的时期。
11世纪中期以后，南德意志贵族受到教会改革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大， 修道院改革运动在施瓦本地区的影响力尤其强大。
在施瓦本地区， 修道院是教会力量的主要构成部分。
按照希尔绍修道院的改革模式，被寄托在罗马宗座庇护下的修道院，摆脱了周边主教区、国王及其下属的统治，但其日常安全和审判事务仍然需要由当地的世俗力量、即“代理人”负责。
这种代理人关系对于世俗势力和修道院自身都有益处，因此在修道院众多的施瓦本地区， 许多当地贵族都支持修道院的改革，并担任这些修道院的代理人。
例如鲁道夫公爵是圣布拉修斯修道院的代理人，而策林根家族则是施瓦本黑森林地区圣乔治修道院、圣彼得修道院等一系列修道院的代理人。
但是，修道院获得这种独立地位以后， 将脱离王权和王权控制下的主教区体系的掌控。
因此对于要从教会机构得到物质好处的国王来说， 任何将教会机构的财产置于王权控制以外的做法必然是一种威胁。
早在1072年， 亨利四世就与鲁道夫因为圣布拉修斯修道院的改革问题产生矛盾。
国王多次召见鲁道夫和贝尔托德公爵，但两人不愿前往。国王因此怀疑两个公爵谋划叛乱，双方陷入了很严重的紧张局势中。
虽然在皇后阿格尼丝的斡旋下双方的矛盾暂时得以缓解， 但国王并没有真正放下对鲁道夫的敌意。
次年（1073），国王因同一事由要褫夺贝尔托德的克恩滕公爵领，最终也在鲁道夫的斡旋下和解。
由修道院改革问题引起的矛盾， 虽然没有直接演化成冲突，但矛盾的种子已经种下。
与此同时，鲁道夫以及其他的南德意志公爵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关系则越来越紧密。并最终 成为了教会改革派的支持者，加入到排斥王权的队列中。
1073年，格里高利致函鲁道夫，肯定了此前鲁道夫在另一封通信中提出的要“重建帝国与教会的统一”的许愿。
此后，格里高利将鲁道夫与皇后阿格尼丝、托斯卡纳的贝雅特雷丝和玛提尔德并列， 称他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
到1075年，格里高利与三个公爵的关系更加亲近 。教皇在发给公爵们的特别发文告中，敦促他们对抗买卖圣职的行为和整饬教士们的不遵教规的行为。
此时三个公爵基本上已经在地方层面成为了改革派的支持者。
而格里高利让公爵监察地方的主教、大主教，也等于是否定了国王对这些地区教会的控制和影响。
至此， 一个由世俗权贵和教廷势力组成的反对国王的阵营在南德意志地区初步形成。